前沿拓展：祛斑能吃奥尔良鸡翅吗
一九六九年年底，我和吴海平从福建光泽县回家过年。到家那天，北风凛冽，满天阴霾。我的心情也跟这鬼天气一样又冷又冰。
傍晚时分，我来到永嘉场青山村。我离开家乡后一直没有与家里联系，所以一点也不知道在我离家后的几个月里家中遭遇了怎样的变故？不知道老父亲病弱的身体怎么样了？不知道瘦弱的母亲在工厂里劳动累不累？
一连串的疑虑使的我的步履变得沉重而缓慢。每迈近家门一步，焦虑不安的情绪就增长一分。正像唐诗所说的，“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那天，我就这样胡思乱想着一步一步走近了家门。过了桥，我沿着我家河边的石板路忧心重重的走着，快近家门时，透过围墙坍塌了的半圆形空缺处就看见了老父亲，看见了他消瘦憔悴的脸。他一生拿教鞭的右手拿着一条竹棍，正在有一下没一下地抽打着一头饿得嗷嗷直叫的黑猪。
我叫了一声“阿大”，走进了家门。
父亲看到我，显得特别地高兴，主动地帮我拿了行李，并迫不及待地告诉我几个老病号的近况。
“青岚婆多年的胃病已经痊愈，她还送来了好多地瓜。”父亲迫不及待地说，“花妹婆膝关节红肿已经消退，也多次上门打听你的消息；沛兴的父亲的痛风发做的次数减少了，但是还有发作，他也来过几次，盼望你早日回来。”
听到了父亲的笑语，我紧张的心情一下子轻松了。看来我们父子俩学习中医针灸以后，和周围乡亲的关系比以前更融洽了。
“你一去就是大半年。”我人还没有坐下，父亲就告诉我，“你不在家，生产队里分来的东西都是沛兴、绍中、文奇、文木帮忙送来的，自留地都是家驹、绍新替你耕种的。他们都关心你在外的情况，为你担惊受怕。”
说着说着就大声责怪起我来了，说我一出去就音信全无，全不顾及父母家庭等。
父亲提到的沛兴、绍中、文奇、文木等人都是我所在生产队里的小青年，其实与我走得很近的还有阿贵弟、兆华、宝寿、五鋂、树立、庆权、侬弟等人。在这样一大班好朋友中间，我感受到生命的乐趣。学会学好中医针灸，以后为他们服务成为我学习的动力。我家建房的时候全靠他们全力相助，他们是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人。
一直到现在，每听见李春波用吉他弹唱歌曲《小芳》时，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他们，想起他们当年天真纯朴的笑脸，想起他们在听我讲述时那一双双渴望知识，渴望美好未来的眼睛。
歌手李春波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谢谢你给我的温柔，伴我度过那个年代。”这些话语就是我心里想对他们说的。
这一歌声，这一旋律，在我耳边响起的时候，我埋藏在心底的情感就会情不自禁地翻腾上来。他那种对爱情的赞美，被我内化为对友情的缅怀与感恩，这歌声让我流泪。
张沛兴比我年轻八岁，与我同在一个生产队。他出身贫农，祖父是革命烈士，所以在那个时代是红五类。他走出小学校门以后就去生产队放牛，失去了求学的机会。
但是他喜欢读书，喜欢思考，不甘心一辈子永远在农村过。与我相识以后，对我特别地亲近，在“文革”前的那几年可以说是日夜相伴，随同随行。
我学习中医以后，他与阿六也想一起学习。阿六是我干娘的儿子，也是小学毕业就随父母回乡来到了青山村。他家的房间比较清静，又有电灯照明，所以我们选择在他的房间中学习，我也帮助他们自学初中课程。
我们两人都睡在阿六家里，晚上九点以前就寝，凌晨四点起床，读书、写字、做卡片。就这样一直坚持了一年半左右。那一套中医学院的统编教材，我就是在哪里自学完成的。
沛兴的父亲患有痛风病，两脚踝关节与足的大脚趾关节疼痛、肿胀、发红、伴有剧烈疼痛。每月急性发作好几次，都是服用秋水仙碱等西药止痛。
后来发作愈来愈频繁，但是他都还是忍痛带病下田劳动。我与沛兴往来以后，他就问我能否用针灸调节。我也如实地告诉他，我还没有调节痛风病的经验，如果他愿意诊治，可以试试看。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针刺调节，我根据何老师的那一套方法，慢慢收到了果。同时我也摸索出一套针刺止痛调节痛风的方法，就是通过左右大交叉的针刺法能见。
当我把这套针刺的方法告诉父亲时，父亲却不以为意地摇摇头，认为病例太少，不足为据。
沛兴父亲通过针刺调节后，虽然还有发作，但是没有原来那样严重，发作次数也没有原来那么频繁。我不在家的时候，发作时就由我父亲针刺。
说老实话，沛兴父亲还是喜欢我替他针刺，我父亲针刺的动作特别慢，针刺的穴位特别多，还不如我来的干脆利落，所以多次来我家打听我的归期。
当天下午，我们父子两人在谈论分别后各自的情况，交换了对学习中医针灸的心得与体会。两人都共同认为，学习针灸一定还要加强对中医理论与中药方剂的学习。有可能的话，还要进修西医知识。
那天夜晚，我们父子俩继续交谈。
父亲对蒋老先生一生的经历感慨不已，对蒋老先生与我有关中医学的谈话也感兴趣，连一点点细节也不放过。
父亲把我现场记录的蒋老先生诊治经验视为珍宝，口里不停地责怪我记得太粗略了。还在煤油灯下把蒋老先生赠送的《针术的近代研究》一书拿在手上反复翻看，口里喃喃自语，不知道是在赞叹人呢，还是在赞叹书。
大半年的离别，我与父亲的关系亲近了许多。他问我有关吴海平的情况以及我对他的印象。
真是一言难尽。吴海平是一个性格倔强、感情细腻、聪慧过人、自尊自强的人。他在底层摸爬滚打了多年，虽然只受过初中教育，年龄也比我小一岁，但人生阅历与社会经验都比我丰富。上苍赐予我和他相逢的机缘，这是我一生的幸运。
回来后的第三天晚上，我与父亲在房间里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这是我一生与父亲的一次长谈。谈话中，我向父亲叙述了半年来的收获及其对我的冲击。
“与吴海平在一起，使我学到了许多东西。”我告诉父亲：“他成熟老练，对人生有独到的见解。相比之下，我自己就显得十分的幼稚。”
父亲感到有点意外，不经意地瞧了我一眼。我从小就知道，父亲对少年老成的人没有好感。他认为这些人对人有过度的提防心理，对人生险恶的一面有一种本能的警惕。
他担心的是，这些人城府很深，深文周纳，对有无限可能性的人生已经形成固定的成见，为人处世多有谋略。我一直不赞成他的偏见，我认为对人生险恶的一面有一种本能的警惕，没有什么不好，这应该是一种成熟的表现。
“幼稚有什么不好，”父亲一反常态，站在我的立场上了，“世界上有一种人，为人谋事讲究事先的计谋与筹划。一般来说，这种人比较容易成功，然而他们一生会活得很累，海平就属于他们中的一员。我不希望你变成第二个他。对人不设防，生活求简单，这也是一种活法”。
“你讲的是原始社会吧，”我难以接受父亲超然物外的说法，“海平有坚强的意志，积极进取的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地努力向上，的确是我的榜样。”
“说来听听，海平有什么东西值得你这样信服他？”
“那可多了！”我也看着父亲的眼睛不退让，“这半年的生活历练对我今后学习中医也有很大的帮助与启示呢。”
“吴海平学金石与书法，你们在一起是做油漆手艺活。这些与你学习中医有什么瓜葛？”父亲对我的话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人们常说，疑难病症就像一局象棋的残局。”我说，“象棋都与中医诊治有关，为什么生活中的事情就不能与中医有关联呢？我认为处理好特殊环境中的油漆业务与诊治成功一个疑难的病例，在思维方法上应该有共同之处。海平的一些工作方法对于我学习的经方医学别有一番指导性的意义。”
“何以见得？”我父亲心不在焉地问。
我就想通过具体的交谈，慢慢改变父亲的成见。
“那一段时间，”我说，“福建光泽县各公社造反派正在加强对流动工人的管理，很多外地做手艺的人都被强制地送回家去。所以，这一次我们能在那里做了半年的油漆活，并且全数地收回工钱，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父亲闻之漠然，无动于衷。
“这半年大大小小的安排都是海平全权负责的，”我说，“其中有三件事他处理得真好，简直是出神入化。如果是我，老实说一件事也不可能做到。”
“你做事丢三落四，心不在焉。”父亲不自觉地在转换话题，“他做事比你认真仔细，有始有终，是不是？”
父亲做事极为认真，认真到迂腐的程度。譬如有时候为了开一张感冒的处方，颠来倒去要研究上一整天。但是他总是以自己的工作态度为标准来衡量与批评别人。
“是的，海平做事认真，但是他工作的率也很高。”我强调“工作率”，是有意针对父亲的。
“你指的是海平的工作态度与工作作风，不是我要讲的那三件事情，”我纠正了被父亲转换了的话题。
我平时与父亲谈话老是这样，我提出一个概念，比如是“东”，当我对“东”进行论证的时候，他会谈论“南”，而当我对“南”进行讨论的时候，他又会提出“西”……。
他总是不断地转移话题，甚至还借日常的例子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显得有理有据。在这种思维混乱的交谈中，无法有一个清晰的结论。当然，我不是与父亲争一个高低，问题在于这样的交谈在概念上不统一，不在一个点子上，就无法把一个问题完整地讨论下去。
“那你就讲讲其中一件令人‘佩服’的事吧。”父亲终于回到了原先我们讨论的问题上了。
平时我讲话时，父亲的态度总是这样，给人感觉到他很不耐烦。譬如这次我要说三件事，他却只要你讲一件事，这就使你失去畅所欲言的欲望。况且，他口中的“佩服”二字，在我听来也有点变味。
我的脾气也很奇怪，听到别人不同的意见，我会忍受。但是一听到父亲的不同见解就喜欢与他针锋相对的辩论。可能在潜意识中有一种与父亲反其道而行的情结。
“海平在这三件事上的所作所为都使我佩服，很难说哪一件是佩服。”我也加重“佩服”两字的语气，以表达我内心的真实感受。
每次谈话都是这样，还没有谈到正题，我们就谈不下去了。这可能就是古人说的：“话不投机半句多”吧。但这次不知为什么，我叙说的愿望并没有被他打断，仍然继续讲下去。
“我们是一九六九年六月底到达福建闽北的。”我的思绪渐渐地回到了半年前，“在光泽县下车后，就步行到横山大队烟头村麻书记家落脚。
麻书记是吴海平以前做油漆时认识的老朋友。经他的介绍，邻近水口村就有一户农民马上要我们给他油漆一套家具，我心里高兴万分。
经过一路奔波，加上购买了一些油漆所需的基本原料后，可以说是已经‘身无分文’了。身边几包应酬客户的‘乘风’牌香烟与作为礼物送给麻书记的两包‘水仙’牌香烟还都是海平在光泽县火车站卖了自己的两件衬衫后买来的。”
在当时，“乘风”牌与“水仙”牌香烟都算是比较上等的香烟了。记得“乘风”牌香烟贵一点，每包三毛三；“水仙”牌香烟每包二毛八。
父亲可能想不到他儿子在外打工的处境是这样地尴尬，因此不由自主地说：“后来怎么样了？”
“那天夜里，海平一句话也没有，心情沉重地在床上翻来覆去。”我一边回忆一边述说，“第二天，我们把油漆工具与行李挑到水口村那户农民家里，他们十分热情地欢迎我们。想不到海平却告诉他们，七天以后我们才开始到他家去作油漆，这几天要出去走走。
我开始想不通，一般做手艺的人，特别是我们这些在外流动做油漆的人，都是遇见客户就做，做一户，是一户。没有业务就跑路，就住客栈，第二天再向另一个方向继续去寻找新的客户，一直做到年底回家过年。一般都是如此，海平为什么有业务不做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呢？”父亲迫不及待地问。
“海平有他自己的一整套想法。他认为：‘既然我们准备在这里做半年的活，那么我们必须要有半年的工作计划。预先有了计划与目标，今后工作的时候才能心中有底。因此准备用一周左右的时间把周围三十来个村都子跑一跑，把一些在这半年内要做家具油漆的客户预先定下来’。
我想想他的想法也有道理，再说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山区东走西串，游山玩水也符合我的心性。于是我就兴高采烈地听从了他的主意。”
“后来怎么样呢？”父亲急于知道结果。
“第二天开始我们俩就从烟头村出发，”我想起在那人烟稀少的闽北山区情景，“我们穿行在两山对峙的一条小路上。那几天我们就去了石城村、叶家村、庵头村，定下了好几户做油漆的客户与开工的日期。
然后翻山越岭到了李坊乡李坊村，找到了熟人，停留了片刻。经人指点到了上官村和百岭村，一路上也有所收获。后来走到后山村，因为是一个陌生的村子，我们就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地询问，勉强也讲好了一家客户。
后马不停蹄地走到长三原，在经过的路上，都在山谷中转，山崖又高又险峻，四周万籁俱寂，叫喊一声，要等半天才能听到回音。在那个山区，一个村子与另一个村子相隔很远很远，我真的走不动了。海平就把我的行李全部背在他自己的身上，逼着我，拉着我，甚至骂着我上路。
他说，天暗之前走不到前面的村子，在路上就危险。因为在那个深山老林里，天一黑就有狼群出没。”
父亲可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生活，所以一惊一乍，满脸悚然。
“在路上我们俩一边走一边谈，”我继续说，“大都是我天南地北夸夸其谈。他大多在听，偶然应答几句。在他偶然应答的几句话中，常常比我无边无际的闲聊更有内容。其中给我印象深的就是他说的有一句话。”
“哪一句话？”父亲问。
“他认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的三个境界，其实在做油漆的生涯中照样能够体会得到。”
“牵强附会，作油漆的手艺营生，怎么可以与读书的精神境界相提并论？”父亲一听这话就嗤之以鼻。
“阿大，你先听我说完了以后再发表议论好不好？”我一听也急了。
父亲知道我有点生气的样子，不满地盯了我一眼，就不作响了。
“你不是常说：‘人这一辈子所走的路，与年少时候读的书有很大的关系’吗？”我说：“《人间词话》就是海平从小就喜欢读的书，他现在把书中的观点联系到现实生活中的实践，从中得出自己的体会，有什么不可以呢？”
“你说吧，我姑妄听之。”父亲听到我用他的话来反驳他的意见，无奈地说了一句。
“海平认为，”我加重语气来表达海平的意见，“我们在远离家乡几百里路外的闽北山区做手艺，还要待上半年，而且要把赚来的工钱带回家，这不是一件简单轻松的事。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谈不上高瞻远瞩，运筹帷幄，也需要事先有个全盘计划，做到‘半年心中一盘棋’。
所以我们用一周的时间跑遍周围三十来个村子的前瞻性的摸底调查，可以与王国维所谓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情境相比。”
父亲点点头，认可了我的解释，说：“那你们跑到长三原以后，预定下了多少家客户？”
我觉得父亲总是打断我讲话的思路，也就想快一点结束这场谈话，所以“三个境界”的话题就不再想继续讲下去了。
我就应顺着父亲提出的问题答道：“走到长三原以后，也联系上几家客户。随后就到了管密大队，管密大队是古代一个的交通要地，古代的城堡依然可见，在现在还是人口繁多，街上交易繁忙，同时”文革”时期政治气氛也比较浓烈。同时这里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当地人说，我们来的不是花开叶繁季节，如果春天来到这里，一朵朵雪白的梨花摇曳生姿，到处是花的世界。
当时我们的心思全在谋生，根本没有顾及这些。我们也遇见不少外地来这里做手艺的人，有做衣服的，种蘑菇的，做竹篾的，做木工的，做泥水工的，做松香的等。我们在这里住了两夜，通过他们的介绍，我们也预定下几家客户。”
父亲几十年没有出过远门，对闽北山区在“文革”期间一个村镇中聚集着这么多做手艺的人，而且还是外省各地流动打工的人聚集在一个大队，感到不可思议。
“有这样的事啊，大队革命领导小组怎么不管啊？”他惊讶地问。
“正因为”文革”前期管理得太严厉了，流动的手艺人全部进不来，这样造成的后果很不好。”我找到了可以说服父亲疑虑的合理的理由，就细细地解释给他听，“因为这里到县城一百多里地，当地以农为主，没有几个做手艺的工匠，农具、家具等东西送出去加工与修理都极不方便。
严厉管理后，山民的房屋、道路的修建，家具、农具的打造以及油漆、服装等手工业的活儿都没有人来打理了，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生产与生活。因此近几年大队领导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容许外地做手艺的人又重新流了进来。”
父亲对这事兴致很高，就问：“那附近有没有看到游医啊？”
“当然有啊，”我说，“我看到好几班会武术的江湖医师给人疗伤治病。他们用针灸、刺血、拔罐、推拿、刮痧与贴膏药等外治法，用得得心应手，颇受山民的欢迎。”
“游医中有没有内科医师？”父亲特别关切地问。
“他们不分科，拔牙止痛，点痣去斑，拨除眼翳，疗治疮疡，什么疾病都瞧。不过，一般都用现成的散剂，可能是秘方，一包一包让病人拿回去冲服。”
“当地人如何评价他们呢？”父亲好奇地问。
“我看见一个妇女干部在调节现场以身说法，”我说，“她从小就有偏头痛的毛病，每次月经前发作。中西医调节也不见疗，去年吃了走方郎中肖柏云的八包药，一年来一次都没有发作过。”
“你有没有与他们直接接触？”父亲急切地问。
“有啊，我一直待在他们诊治疾病的现场。等他们空闲的时候，我就过去向肖柏云医师讨教。”
“肖柏云医师是怎样一个人？”父亲问。
“肖柏云医师是一个中年汉子，个子瘦长，前额已刻上皱纹，头发也开始过早地谢顶，一口四川话，听来特别亲切。他气度不俗，目光聪睿深沉。”
“他不像一个江湖医师啊，你与他交谈了吗？”
“有啊，我问他：‘肖柏云医师，你的名字是不是因为仰慕赵柏云而取的？’因为《串雅》一书就是赵学敏根据族人赵柏云医师的经验写成的。他见我读过《串雅》一书，就跟我聊了起来。”
一般人认为江湖医师游食江湖，巧言令色，信口雌黄，类似于乞丐，其实也并非完全如此。
我读《红楼梦》的时候，在第九十八回中看到：贾宝玉病重，贾府派人到城外破寺请来毕知庵铃医，为宝玉诊病。毕知庵铃医认为宝玉悲喜忧忿滞中，予以方药。服药调治后，宝玉脉气沉静，神安郁散而愈。
“肖柏云医师主要阅读什么书？知识水平如何？”父亲问。
“肖柏云医师他熟读《串雅》、《石室秘录》、《洞天奥旨》和《验方新编》。他思路清晰，医学知识渊博，精通中国铃医的医学史。他告诉我许多这方面的知识，譬如他说：‘一般人认为，走方医始于宋代的李次口。
其实远古时代的扁鹊就是一个走方医，他走到哪里，就为那里带去安康，如同翩翩飞翔的喜鹊，飞到哪里，就给那里带去喜讯一样，所以被人们称之为扁鹊。
走方医中也有许多有学问的人，如《老残游记》中的老残初到济南时，就是以铃医为职业，替人看病谋生’。这些东西我闻所未闻，使我增加了知识，开拓了眼界。”
父亲留意单方、验方与秘方，就问：“肖柏云医师有没有告诉你调节偏头痛的秘方？”
“我开始的时候不好意思问他，后来我们谈得很投机，他就主动告诉我这个调节偏头痛的秘方的来历与用法。”
“你说，我记。”父亲不知什么时候把笔记本与笔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就把肖柏云医师的方子以及要点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父亲。
这个方子来源于陈士铎《辨证录》中的“散偏汤”。这个方重用川芎达一两，可谓之“霸药”，恰是“素尚霸法”的陈士铎先生的用药特色。做成散剂时，比例不变，每日二次，每次三钱冲服。调节目标：偏头痛，面色淡白不华。如果散剂无，就要改为原方汤剂煎服。面红便秘者，与三黄泻心汤合用；面青烦躁者，加钩藤一两，菊花一两；头部恶风冷痛，加细辛一钱。
经过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就是使用方证辨证与药征辨证的方法来诊治疾病。
散偏汤的方证在一些血管神经性头痛的病人身上时有出现，我在临床诊治时一旦发现病人的主症是“偏头痛，面色淡白不华”，就斟酌其他脉症以散偏汤原方或原方加减化裁投之，常常获得意外的疗。
我村子里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民，右头痛二十多年了，我给针灸调节了一年多，虽有好转，但总不能除根。学会肖柏云医师的方法以后，我就给他用散偏汤加钩藤一两，川芎量也达一两，调节三次，一共服了十帖药就把他了。
潘德孚医师在一篇《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没本领的医师》的文章中，提到了我的一个成功的治验。文章中记载：
去年，一个患者，四十多岁，说自己十四岁因好奇，抽了两支烟致头脑发浑，如泥沙般结在头上，感觉极不舒服，严重影响生活和记忆。我给处方调节一年余，虽有好转，但总不能除根，于是我就介绍给我的朋友娄绍昆，他没几次就给治好了。
据患者说，娄先生用的川芎量达30克，这却是我从来没用过的。所以，做医师的千万不能以为自己治不好的病就是不治之症。这种讲法不仅是狂妄自大，对医学的无知，更会造成病人心理伤害。
虽然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但是追根究底其重用川芎达30克的经验就是来之于肖柏云医师的传授。
在不经意之间，我看到了自古以来民间江湖郎中在乡镇、在山村流浪生涯的原生态。看来清代赵学敏《串雅》中描写走方铃医的现代传人仍然还在民间生存。他们简、验、便、廉的调节方法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被泯灭。
“你们离开管密大队以后去了哪里？”父亲记下“散偏汤”以后又问。
“离开管密大队以后，我俩沿着仁山村、长巄村、虎跳村一路奔波，后到达大陂村。每一个村子多多少少都有几家客户预定了下来。一路过来，预定下客户二十多家，并合理地安排好半年之内的工作进度时间表。然后我们就重新回到水口村，开始一户一户慢慢地从头做起。”
“好啊！”父亲由衷地叫好。
“我后来才慢慢地体会到这次摸底工作的意义。如果没有这样一次长途跋涉的调查，整个工作的果就会是完全不一样。
“那当然，那当然！”父亲也被海平的超前思维所折服。
“从那天开始，我们就在海平所设计的系统内工作了。今天可以预见明天的工作，还可以知道一个星期以后，一月以后的工作。甚至可以把握住半年之内的工作任务。假如业务上突然有变动，我们也可以及时地调整。任务重了，我们可以使工作的节奏加快；任务少了，我们做手艺时，就做仔细一些。所以半年下来，我们没有一天是闲着的，工作日程表排得满满的。”
“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啊！”父亲被深深地触动，不由自主地沟感叹起来。
后来对这件事我一直不能释怀，开始觉得与“运筹学”有关，又觉得与中医学的辨证也有关，但是它们是怎样的一种对应关系，一时又想不明白。二十多年以后，才渐渐地意识到，应该说是海平利用了“自发秩序”。
所谓“自发秩序”是指社会中的个人为了各自的目的而形成的一种关联和互动关系，并非有意设计而成的。海平的摸底调查其实就是不自觉地碰到并抓住了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
父亲被我的叙述吸引住了，话语也变得热情起来。
“你不是说有三件事佩服海平吗？刚才说的是第一件吧？那第二件是什么事呢？”他问。
“我佩服海平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他注重‘每一天’的生活态度。”
父亲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看着我，眼球一动也不动。
我就把自己的观察与感受一齐说了出来。
“我们到水口村第一户农家做油漆时，主人安排我们在他家里的一个房间里居住。房间面积有十五平米左右，里面有一张破旧的圆桌，一张床，床上有干净的被子、枕头与草席。
这个房间原来是堆放农具等杂物的，由于没人住，房间里的窗户与角落里都布满蛛网与灰尘。主人可能也已经稍稍打扫了一下，但看上去还是比较乱，有一个没有了盖子的破马桶也被主人丢在角落里。”
“你们准备在他家做几天手艺活？”父亲问。
“主人家这次要油漆的家具不多，海平估计三天就可以完工。”
“俗话说：‘出门一里，不如家里’。你们能够有房间、有床、有被子、有地方住就好，将就将就吧！反正，一共也只有三天。”
“我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吃了中饭以后，就在床上躺下休息，一躺下就睡着了，那几天也的确太累了。朦朦胧胧中海平叫醒了我，原来快要吃晚饭了。海平说，在我睡着的时候，他已经把房间打扫、整理、布置好了。”
“怎样整理？怎样布置？”父亲问。
我父亲从小酷爱美术，平时注重服装仪表，环境布置。所以一听到海平整理、布置房间就不由自主地发问。
“我醒来一看，大吃一惊！”我说，“整个房间焕然一新，所有的农具、瓶瓶罐罐与那个破马桶全都不见了，原来海平把一条花格子蓝色被当作成活动布帘，把它们统统地遮蔽了起来。
房间经过打扫清洗之后，空气清新，窗明几净，没有一丝的尘埃。被铺上淡绿色桌布的旧圆桌摆在房间的中央，上面放了一个彩绘陶瓷的花瓶，花瓶里插上了一束香气四溢的野花。
我们的几本书籍、笔记本与钢笔都被整整齐齐地摆在了桌子上面。一盏40瓦的电灯也已经被高高地悬挂在桌子的上空。”
“这些东西哪里来的？”父亲奇怪地问。
“桌布与花瓶是海平从家里一路上带来的，他的旅行包里还有一对装裱好的字画卷轴呢！”
“真是用心良苦啊！”
父亲也不得不佩服一个年龄还只有二十五岁的年轻人，能有如此严谨缜密的安排。
“环境一变，我的心境也变了。”我说：“缩着脖子，漂泊异乡，寄宿别人屋檐下的狼狈相也淡化了许多。主人也很高兴，为能找到这样一个善于装饰，善于设计的油漆师傅而庆幸。”
一个小山村里，通过口口相传，这事也引起了村民小小的议论。从人们的眼光里，我也看到了它正面的用，好几户准备油漆但还在犹豫观望的客户都决定了下来。
“难道海平以后每到一家客户都这样打扫、整理、布置房间吗？”父亲问。
“是的，半年来我们先后住宿过二十多家客户，他都是这样做的，一点也不马虎。”
“难得，难得，真是难得。”父亲连连点头，又问，“他是怎样想的？”
“我也多次与他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要过好每一天，一生就是一天一天加起来的’。”
是啊，他每一天都比我起得早，把当天做油漆活的准备工作，包括许多我想也没有想到的细节都一一预先准备妥当。然后才坐下来开始学习。工作的时候全神贯注，不随便讲话，严格地按工序进行。
当发现我在工作时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他就会不顾情面地批评我。他说：“我们手下的工艺品，对客户来讲就是艺术品，所以每一件东西都要做好，它们就是我们的招牌。”
父亲对我的回答不以为然，接着说：“也不要太矫情了。其实对某一些人来说这是一种生活习惯，当然这是一种好习惯。但是也不要苛求每一个人都这样。”
我也不理会父亲的说辞，继续把谈话进行下去。
“第三件事对我的教育也很大。”我说。
父亲可能认为我用词不当，就反问：“教育？”
“是的，是教育。”我说，“那是到光泽县后的一个月，我们刚刚有了一点积蓄。海平就跟我商量，要把这一点钱主动送去缴工商管理费。”
父亲跟我一样不懂这方面的知识，就问：“所有做手艺的人都要缴吗？”
“一般手艺人都不会主动去缴的，因为客户不固定，工作地点也不固定，能不缴都不缴。”
父亲也觉得海平的做法难以理解，就问，“有必要吗？”
“开始的时候，我也认为海平的想法是多此一举。后来才知道，假如不去缴费可能会被当地公社手工业管理部门扫地出门。这是在不合法的境遇中寻求一种合法性，因为在‘文革’期间跨省流动打工也是不容许的。”
父亲急切地问：“此话怎讲？”
“缴费后不久，公社负责工商管理的几个干部就到每一个村子检查了。他们把所有流动的手艺人集中起来一个一个地询问。一是身份核实；二是稽查管理费收缴情况。两者只要有一个方面不符合的就全部要被强制地送回家去。”
父亲这时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感叹地说：“幸好你们已经事先缴了管理费了。”
“是啊，假如被管理部门扫地出门，我们的整个计划就会半途而废，所有的劳动都会颗粒无收。”
父亲好奇地问：“海平怎么会未卜先知啊？”
“哪里是什么未卜先知，这些做法是出于他对生活的基本信条。”
“他的生活信条是什么？”父亲匪夷所思地问。
“海平认为‘合法性的生存’是他的基本生活信条。即使在‘文革’期间，我们也要遵守当地的政令。”
我想也是，弱势人群是需要法律保护的。但是前提是，你必须要模范地遵纪守法。
我讲完了要讲的所有内容，父亲听了以后也唏嘘不已，心里可能也派生了好多的感慨。他说：“我是一个大事糊涂，小事斤斤计较的人，但是我的内心却喜欢小事不计较，大事不糊涂的人。你今天讲得吴海平又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人，他是我不熟悉的一类人。”
不知不觉，已经夜半。我们一起躺下，然而难以入睡，辗转反侧，直达天明。
若干年以后，当我读到苏格拉底的书，书里写道：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从苏格拉底的文字中，我仿佛触摸了到海平思想的脉搏。
有人说，通过回忆来挖掘往昔生活的发光点是我们礼遇自己的一种方式，我们还能找到比这更好的途径吗？几十年过去了，光泽归来后的一席夜话始终盘垣在我的心头。
我不觉得那一段的经历仅仅是一段轶闻往事，供自己八卦而已。相反，闽北半年的风风雨雨已经进入了我的潜意识之中，无形之中影响着我的生活。我甚至认为其中的一些玄机与医学生涯中的一些东西也有暗合之处。
譬如我在一九七九年义无反顾报名参加那场中医选拔考试的举动，就和海平的“合法性的生存”的生活信条有关。那可是一场决定我下半生命运的一次选择啊，当时胜算几何？把握一点也没有。为了准备考试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可能会失去现有的工作岗位。
然而不去奋力一搏，我就无法获得中医师的资格。没有医师资格状态下的行医，严格地讲就是“非法行医”，即使是不收费的业余门诊也是难以继续下去的。幸好“合法性的生存”的理念支持着我，使我鼓起勇气，迈出了破釜沉舟的一步。
又如我后来热心于《伤寒论》方证的理论探求。在探求中发现，用我们平时常用的理性思维,的确难以理解方证辨证的奥秘。然而运用结构主义的“偶然性巧合性”与“原始思维”这一些概念来解释，就能使这个疑团涣然冰释。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记着海平在闽北山区说过的话：“要过好每一天，一生也有可能都会这样过”；“每一件东西都要做好，它们就是我们的招牌。”这几句话里面都包含了结构主义的观点与全息思维的方法。
在我眼里，“方证”中的偶然性巧合性是疾病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横剖面，它强调的是诸多要素中同一时间与同一空间的内在联系。中医师只要抓住“方证”就能因势利导辅助自身的抗病能力，截断病情的演化，扭转了病机的发展，使疾病走向痊愈或缓解。
因此我选择用“偶然性巧合性”的全息观点来解释《伤寒论》的“方证”不是偶然的，可能长期以来冥冥之中受到了海平这一个观点的潜移默化。
仔细想来，我对《伤寒论》中三阴三阳辨证框架的重要性认识的形成也与海平在闽北摸底调查后所设计的工作计划进度表有关。
因为当时有了这个工作计划进度表以后，半年的油漆工作形成了一个“自发秩序”，我们每天在“自发秩序”内部有目标地工作，其工作率也能事半功倍。也许是印象太深刻了，所以当我后来看到日本汉方家吉益东洞“方证主义”的观点时，在万分佩服他的卓绝见解的同时，内心深处就下意识地明白他的这个观点有致命的缺陷。
“方证主义”的缺陷就是抛弃了三阴三阳理论，这就像远程汽车抛弃了卫星定位系统一样可惜。这就与我们做油漆的时候，没有工作计划进度表，重新回到原来那种‘做一户，走一路’盲目流动寻找客户的自然状态。
生活经验已经证明，即使你的手艺精湛绝伦，如果事先没有发现这个“自发秩序”，没有遵循这个“自发秩序”，没有制订一个完整的计划，就会使自己失去了方向感，陷于闭塞与被动的状态之中。
总之诊治疾病与干任何一件事一样，都要有一个总体规划的框架，但调节方法还是由一个个具体的方证来决定，来施行。然后在临床实践中重新提炼与总结,摸着一个个石头过河，这就是“方证辨证”的方式。
看来，万事万物都有其内在的联系，都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原理，只是我们一时没有看破它们罢了。这种思维过程中“异质同构”的现象不可忽视。正像《易》所云：“观所取，而天地之情事见矣”；又云：“事类相从，聚之义也。”
岳美中先生在《岳美中医话集•学医要善体物性》中说：“中医学讲援物比类，从物象中寻求医药的道理。因为中医学的重要思想之一，就是人与自然相应，用物理来解释医理。”他还以弈棋为例，说明弈棋的道理可以从泉水悟得，奕之道如此，医之道也如此。
布局在弈棋之先，苟穷理辨证之不足，虽有奇方妙药，亦无所措手。可见善学医者，还应善体物之性。岳老卧病时曾和其门人谈起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后来整理成《郭橐驼种树》这篇文章。
他喟然而叹：“若医者治慢性病懂得培土一法，思过半矣。”在临床上，他也经常用郭橐驼种树的经验与心得援物比类引申到临床的诊治上去，并取得神奇的疗。
他曾治一国际友人，患溃疡性结肠炎，腹胀，纳少，进食稍多即感脘部不适，大便时有粘冻，日二三行，消瘦。初用白头翁汤，继进赤石脂禹余粮汤，均无应。后来反复思索，认为重点仍在脾虚，脾不健运，湿热蕴蓄，久羁肠道，遂成粘冻;脾失运化，精微不能输布全身而致消瘦。
于是选用资生丸，改丸为散，日服9克，小量频投以治，重在培土，一月后大便转稠，本“勿动勿虑”之旨，守方不更，终至痊愈。
后来，我把闽北回来谈闽北的一场夜话原原本本地跟阿骅表兄说了一遍，重点提到我对父亲所持观点的不满，并要他也谈谈他自己的看法。
阿骅表兄也觉得我父亲的思维方式存在问题，他沉思了半天以后说：“你父亲如此地说法似乎把这个问题淡化了，简化了。世界万物本来就错综复杂，互相牵连。
因而在从事每一件事情之前，先对这件事情在进行过程中随时可能出现的有利与不利条件，先作一番尽详考虑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考虑事情所取的坐标。有些人认定只要事情合理，那就去干，至于成败利害不应计较。
另一种人的考虑周详是为了功利。这两类人的考虑内涵完全不同，后者也是人之常情，无需过责，只要他的周详考虑不包括损害别人。”
吴海平的工作态度与思维方式对我对周围的人都有一定的影响，那他自己在人生道路上行走得怎么样？这肯定是大家都会感兴趣的事。
吴海平只有初中毕业文化程度。离开学校以后一直在底层打磨，没有机会去哪里进修。尽管条件如此，然而在艰难的环境中他没有放弃自己喜爱的专业，没有放弃读书与思考。
一九八八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到温州瓯海区文化馆当了一名临时工，负责瓯海区的文物普查。从那以后，他找到了自己人生的突破口。他把全部精力投放到工作上，用自己的双脚踏遍了瓯海区六百多平方公里的山山水水。
由于工作成绩出色，被浙江省文物局评为“省文物先进工作者。”因此在1994年被单位破格转正，之后被任命为瓯海区文化馆馆长兼任瓯海区文联常务副主席。后来调任温州龙湾区博物馆馆长，从事博物馆的创建工作。
在这工作期间，他完成了瓯海区龙湾区首批文物保护单位的公布工作；完成了“永昌堡”与“四连碓”文保单位的申报工作。浙江省电视台《一个人的风景》与中央电视台《发现之旅》栏目对此作了专题报道。他三次被评为“专业拔尖人才”，被选为温州市九届人大代表。
碑刻是定格的历史，是凝固的艺术，它实地记录了大地千百年的历史变革、人口迁徙、气候灾变等历史信息。从一九八九年开始，吴海平醉心于温州地区的碑刻搜寻。
十二年来，他默默无闻地在荒山僻野、破庙残基之间，搜索着他心中的宝贝——那些被人当洗衣板用，甚至当作茅厕铺板和猪圈隔栅的残碑断碣。终于搜集到六百多件碑刻，制作了两百多张拓片，摄下三千多幅照片，从中精选九百一十九件，配以注解，便有了一部厚达一千二百五十多页作为温州文献丛书之一的《温州历代碑刻二集》。
这套书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水利、交通、宗教及公德、人伦等方面，单就专业的适用性而言，就不是单一的。《温州晚报》以《石头里的大师会造福——〈吴明哲温州历代碑刻二集〉书后》为题作了专题报道。文章是这样开头的：
“温州历史上水火之灾连年不断，飓风之烈，尤可称是古代的奥尔良或佛罗里达，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以古代有限的技术条件保存历史文献，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温州唐以后的史料已万不存一，唐以前的几乎完全被浪吞风灭了。
幸存的又有随时可能被毁灭的危险。史料湮没的直接后果，就是严重影响到了人们对温州古代文明的认识，以致连许多专家都常常出现判断失误。历史资料是历史研究的生命线，即使只有亿中存一的可能，也要把它从地下从水底的某个角落发掘出来，这样的东西在其他地方也许分文不值，而对于温州文化史来说却都是无价之宝。”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温州日报•瓯越文谈》发表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郑绍昌先生的《顺治御制卧碑碑文的意义》一文，文中对吴海平发现此碑的重要意义作了高度的肯定，文章结尾的时候说：
“今此顺治御制卧碑碑文使清政府禁锢思想自由之‘三大禁令’重新暴露于天下，是近三百年中国思想史重大转折点的再发现，是温州学界对近代思想史研究之极大贡献。”
吴海平业余时间还致力于古文字、汉金石、明清瓦当与中国竹纸的研究。然而罕见其书作面世。2007年温州书法展览会上，他的集锦文联颇受人们青睐，赢得了不俗的口碑。行家评论：“吴海平的‘佩缤纷其繁饰,循绳墨而不颇’一联，具有古铜镜文和陶文之韵，自成面目。”
几十年过去了，海平事业有成，我好不羡慕。然而，海平为人做事的深谋远虑我一点也没有学会，我依然是原来那个毛毛糙糙的我。
来源：娄绍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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